实际上中国人力资本的潜在投资回报率不但远远高于实物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高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只是中国存在很大的政策扭曲，使得这种潜在回报率无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对社会产出的贡献，而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达30%至40%，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估计可以高达20%，也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5%～20%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正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员配比一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需要平衡，过分强调其中的一方都会损失效率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住效率偏低的现实，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仅看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增长模式亟待改变。而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同时把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一个迫切的任务。

　　但是经济发展模式不会自动改变，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政策环境。如何寻求正确的路径？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过热”，但人力资本投资却乏善可陈，那么，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就此问题，《商务周刊》采访了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

　　詹姆斯?赫克曼笑起来嘴巴仿佛咧到耳根，但仍然能让人感受到严肃的学者风范。8月25日，这位戴着黑边眼镜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来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出席“2004国际公共经济学年会”。去年12月，同样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正式提出了“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偏低”的观点。之后，他开始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以及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改革领域。赫克曼指出，中国其实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可以明确看出正确的调整路径：全面改革中国在人力资本中的投资策略。

　　《商务周刊》：作为一个因为研究美国主流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您为何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如此感兴趣？

　　赫克曼：因为中国的教育问题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我一直对人力资本的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极为关键的因素，而教育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其重要性不容置疑。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虽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但总体上仍然比较穷，研究这个问题更有迫切性。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集中在城市以及沿海地区，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而实物资本投资相对过剩得多。这种不平衡的投资战略，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掘自身的潜力。

　　《商务周刊》：关于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看法一直就有，直观上也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应该根据什么样的客观标准来判断，到底多少才算不足？

　　赫克曼：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在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占整个社会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而在实物上的投资却大约占到GDP的30%。相比之下，美国教育投资和实物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是5.4%和17%。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也是低于平均水平。

　　近年来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的绝对量有所上升，但相对水平的国际比较只降不升。2002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3%，但实物投资占GDP的比重更上升到45%！在中国，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要高得多。

　　在一个有效的投资市场中，应该是各种形式、各个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都是一样的，否则资本会从低回报的地方流向高回报的地方。如果实物资本的投资回报远远高于人力资本的回报，那么这种不平衡是合理的。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力资本的潜在投资回报率不但远远高于实物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高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只是中国存在很大的政策扭曲，使得这种潜在回报率无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商务周刊》：为什么您认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得多？　　赫克曼：中国是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其变化日新月异。越是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越能很好地适应各种变化，并反过来更好地推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新思想、新技术的本土化，以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都迫切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为大量实物资本的投资，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也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员去操作。需要高效率运转的项目投资尤其如此。而且，中国当前大量不熟练劳工进入城市，也需要高素质人员去培训他们。

    由于中国整体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所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接受新技术、帮助整个社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换句话说，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总回报很高。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对社会产出的贡献，而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达30%至40%，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估计可以高达20%，也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5%～20%。

　　但尽管中国受教育的人对社会整体有很大贡献，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但这些并不完全体现在个人收入上。中国劳动市场结构比较独特，存在各种各样的管制，尤其是，大量有知识的人的工资受到管制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其教育的回报无法体现在其收入之上。

　　传统的研究由于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对中国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估计基本上建立在其收入基础上，得出的结果都偏低，大体在4%7%之间，比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和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回报都低得多。

　　《商务周刊》：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否因为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不高造成的？

　　赫克曼：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社会对教育投资很少似乎是一个正常现象，高回报才会吸引高投资。尽管中国人力资本潜在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但对个人真实所得来说，不管是4%还是7%也好，都不足以吸引他们在教育上投资。这正是人们倾向于物质资本投资的。

　　但这种结论没有考虑到中国劳动市场结构的独特性，非常容易产生误导。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独特结构，个人所取得的回报远远低于其对社会产出的总贡献，因此以个人的收入来计算人力投资的回报，与用总贡献来计算人力投资回报，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迥异，其含意更是截然不同。正是由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回报太低而潜在回报很高，所以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商务周刊》：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那么，在人力资本领域缺乏投资会对经济产生多大影响和后果呢？

　　赫克曼：后果是经济不能很好发展，同时社会不公平加剧。

　　中国现在的政策倾向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而不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而由于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足，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短缺。比如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受过高等教育以上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很低，2002年为4.7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而文盲率则高达10.23%。

　　大量的先进机器厂房投进去，没有相应的人员运作，这些先进设备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人力资本短缺的现象在地区间差别很大，由于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不高，所以外来投资者不愿意在此投资。中国现在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非常低，远远不足以满足如此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的相应需求。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的现实使得外来投资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投资减少了一半。因此，过于偏颇的投资策略不但最终在总体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正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员配比一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需要平衡，过分强调其中的一方都会损失效率。现在的投资政策太不平衡，过分强调物质资本投资使得中国不但不能最优化生产，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中高增值的部分。

　　《商务周刊》：但30%40%的潜在回报率，如何才能变为现实呢？

　　赫克曼：必须为这些潜在的回报变成真正的回报创造条件。关键的问题是，首先，放开劳动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障碍，让教育的高回报真正体现出来，让人们愿意投资教育。其次，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竞争，创造融资的条件，让人们不但愿意、而且可以投资教育。中国已经有一些资金投资于教育领域，也有一批私营学校，但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教育的各个领域，包括大学都可以引入各种形式的资金进入竞争，从而促进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发展教育融资市场，使得人们不至于由于流动性约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商务周刊》：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赫克曼：刺激教育投资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补贴，但政府资源有限，而且有大量其他问题需要解决，大量补贴肯定无法持续。

    由于中国大多数省份公共教育体系投入水平很低，政府应该为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中国政府需要考虑并调整投资以及一系列其他政策。其一，用更为平衡的投资组合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减低不平等；其二，如上所说，开放和改革劳动力市场、发展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借贷市场、减少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政府可以在很低的成本上培育人力资本；其三，政府绝不是教育资源的惟一途径，现在私人部门的教育融资非常激动人心。只要政府取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