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为政艺术:领导者贵在有战略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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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7


    俞樾曾经把曾国藩与诸葛亮作过比较,认为曾国藩在用兵方面要更胜一筹。蔡锷也认为曾国藩一介书生,对于用兵打仗的道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然而却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下去,足与古今中外名将媲美而毫不逊色。毛泽东年青的时候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完美无缺。”实际上曾国藩的战役指挥能力很差,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战役,都没有不失败的。然而曾国藩长处,在于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长于从大处落墨,长于整体的战略谋划。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能够从战略上胜人一筹,因而也就笑到了最后。


【忠告】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曾国藩超出常人的战略头脑,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出来。1853年,在战争初起之时,曾国藩就写信给王■,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湖北省的存亡,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是眼光独具。当时清政府为了扑灭太平天国,在南京周围相继建立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然而清政府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用兵的重心也在南京一城的得失,而并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首先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先武汉,次九江,次安庆,只有这样,才能由上制下,克复南京。这个计划,表现出他在战略眼光上要高出清政府不知多少倍。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先后克复安庆、九江、汉阳,湖北省城武昌戒严,清政府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一会儿救东,一会救西,被太平军搞得团团转。曾国藩在这个时候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认为不能光顾眼前的得失,还要考虑到大局的发展。他说:


    论目前的警报,那么庐州是燃眉之急;论长远的发展,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为什么呢?能保住武昌,就能控制金陵的上游,就能巩固湖北的门户,就能打通两广四川的饷道。如果武昌不保,那么就会成割据之势,这是最值得担忧的。


因而他极力主张集中两广、两湖、江西、安徽的兵力,与太平军争夺武昌,进而由上而下,沿江攻占两岸重地。以着眼于发展为原则,湘军先是攻占了武昌,接着顺江东下,连连突破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的防线,包围九江,占领湖口,使太平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曾国藩战略的初步胜利。


    1859年2月,曾国藩针对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战略眼光的折子,这也就是著名的《通筹全局折》。在这个折子中,他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湘军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在这个折子中,他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说:“就全局来看,如果两样都有利,就应当取其大者;如果两样都有害,就应该取轻者。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舍弃枝叶而图根本。”第二个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在一个时期,只能保持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从这两个原则出发他指出:“论大局的轻重,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以便早日肃清中原;论目前的缓急,则应该先攻景德镇,以便保全湖口,先巩固南岸。”于是湘军收拢兵力,集中进攻赣北重地景德镇,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忠告】


    如果两样都有利,就应当取其大者;如果两样都有害,就应该取轻者。


    1859年11月,曾国藩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全力进攻安庆,迫使太平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最充分地体现了曾国藩的战略水平。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太平天国的首都是南京,清政府一直是盯着南京来用兵,为此还先后组织了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结果打了几年,不但南京没有打下来,江南、江北大营却全军覆没,清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上也更加被动起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越来越被动,从根本上来说,是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他认为要想攻破南京,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而后可以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而要驻兵滁州、和州,又必先围攻安庆,以攻破陈玉成的根据地,并迫使陈玉成前来决战。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个见解是十分高明的。由武汉而九江,而安庆,而南京,清军一步步地控制了长江流域,在战略上占尽了优势。曾国藩曾经夫子自道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 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就是大局大计”。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局大计,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


【忠告】


    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


    由于曾国藩始终坚持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根据敌我各方面的形势来制定战略计划和进行战争指导,把总揽全局作为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不断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越来越有利。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用兵如对奕,谋势不谋子。用兵如此,为政之道,也是如此。


    战略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宏观性和长远性。表现在力量的综合运用上,就是计划性和有序性。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能够把力量的各种要素和各种制约的条件加以整理,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排列,然后提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自检】


    你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培养自己的战略头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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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将正确的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


    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意味着就能通向胜利,关键还在于要有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确实,在关键时刻能否有定见,也是衡量一位领导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上面所说的安庆会战,是关系湘军与太平军最终胜负的一次战略决战。1859年,曾国藩制订了进攻安庆的战略,希望通过集中力量进攻安庆,迫使太平军前来进行战略决战,达到先取安徽、次取江浙、以上制下的战略目的。因而太湖之战后,湘军立即长驱直入,将安庆太平军团团围了起来,准备实施既定的计划。


    然而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1860年,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来支持,然后出其不意地杀了一个回马枪,趁着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兵力救援杭州的机会,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且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苏南地区于是全部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


    江苏、浙江向来为财富之区,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和粮食供应地,所以清政府十分重视苏州杭州的得失。早在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时候,清政府就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曾国藩与杨载福水陆东下,以分散太平军的兵力。不久,清政府得到江南大营溃败、苏州常州危在旦夕的报告,再次命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并说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的。为了促使曾国藩能够东援苏浙,清政府随后又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衔,授以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命令他兼程赶赴江苏上任。当清政府得知苏州已经落入太平军之手后,仍然认为苏州是“财赋之区,而且是数省的咽喉,自然应该立即想办法克复,因而要求曾国藩如果安庆马上可以打下来的话,就可以先攻取安庆再进军支援浙江;否则,就应该马上撤安庆之围,大举东援,保卫浙江,收复江苏。


    在这种情况下,安庆会战还要不要打,便成了关系到是否坚持以上制下战略的关键性的问题。面对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曾国藩没有丝毫的动摇。他决心置江浙于不顾,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为此,他专门给朝廷上奏,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瓴而下,才可以成功,战争初期向荣所率领的清军,本来是准备控制江苏浙江的,然而几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而丢掉了苏州、常州,这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现在这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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